【特别推荐】林岫：必须要说的话

       一、关于“对号入座”

　　短文发表后不久，就有保派在博客上以“林岫揭露某某居心何在”为题，率先对号入座，并对我进行大肆诬蔑。极度敏感，到了迫不及待必须强拉某某公开示众的境地，只能让我由衷钦佩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看谁先跳起来……”实在太有先知先觉了。大概就是从博客伊始，保派和打假派的论战至今未息。

　　对号入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然可以，但顺序是对号在先，入座在后。对号，至少须先核查一下，即将入座的那位是否申报公示过“五十余种著述” ，又“五十余种著述” 的种种版权页标明的“著作者”究竟归属何人……问题搞清楚了，入座不入座，不过是落实板凳而已。 既然如此气急败坏地大喊大骂，悲情捍卫，那么搞清楚议论方或对号入座者的真实“著述”情况，应该不算过分吧？

       二、关于“回避”

　　网战方始月余，就有人叫号，谴责我“回避”。《书法》杂志公开发表的那篇《紫竹斋艺话》短文，是本人所写；出招之后，迄今为止，保某派除了谩骂，就是诽谤，应该接招的，没有站出来道歉或者公开陈述事实真相，究竟谁在回避？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短文写作的时间，即我发现此事的时间，是2007年1月23日，而起因则在此之前；如果认真复查的话，侵权欺骗是一个或可向前延伸的漫长过程。

　　事实上，从那年大奖颁发之后，网上就质疑不断，声讨虽然微弱（肯定存在多种原因），但不等于没有声音。发表那篇短文是因为我觉得必须站出来给打假者们以道义上支持，而且自认这是一种责任。

　　后来的情况表明，即使不翻旧账，从颁奖和领奖的消息在全国公示周知之后，造假侵权者如果想出来道歉，仍然有很多机会，然而三年过去，等待落空；侵权者没有丝毫歉疚，泡泡反而越吹越大。或许这三年日理万机，无暇抱歉，那么网上论战至今又逾数月，侵权者难道仍旧茫然不知？究竟是谁在假寐，搅浑水，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意回避？

　　笔者以为，短文的发表，儆戒一下造假者，让正反双方辩论一番，在书法界甚有意义。譬如，学生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的著作，容易不容易？其著作权是以著作权法保护的版权页标明的著作者为准，还是统统都归主编、顾问、导师所有？即使有个别学生基于切身利害关系说“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成果可以算是导师的”或者“我写的书可以算他主编导师的著述”，就等于所有的学生都心甘情愿地“拱手相让”吗？即使他自己说“算他主编导师的著述”，在法律意义上算数吗？主编导师可以不红脸地啃之当然，但著作权法能认可他是“著述者”吗？更何况，自诩的“五十余种著述”中还有近十名教授的著作，难道他们也都“拱手相让”了吗？荆州让得不明不白，肯定有“痛失感”，站出来要个说法，讨论一下教训，就是大逆不道？……

　　辩论花费一些时间，醒世警伪，值得。

       三、关于泼污

　　我说过“不拒绝反批评”，因为批评与反批评有利于借助学术讨论的严肃方式，把谎报造假和侵犯著作权的性质及危害等问题搞清楚。这一点，对当今书法界明辨是非，尤为重要。但是，如果“反批评”变成无理而恶毒的诽谤辱骂，我岂止拒绝，还将追究诽谤辱骂者的法律责任。

　　如果自命谎报有理，还用得着口水四溅吗？如果保派还珍惜自己的生命旅程，搭错车肯定是很浪费时间的。毕竟有的辱骂者还算年轻，如果不想将来生活在一个没有是非公论、充满虚假权诈的学术氛围和书法教育环境之中，那就停止聒噪，坐下来理理是非真伪，因为还原事实本相需要正义和良知，而尊重事实本相也同样需要正义和良知。俗世中的“大师”不是“圣”，都可能犯错，知错近乎勇，古训有之；既然有人自命是“亲近者”，更应该先行援手，不是吗？

　　当然，即使我不是教师，我也不会用同样恶毒的诽谤辱骂来对付辱骂者。对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闭眼无视事实，去搞什么“一致对外”的胡搅蛮缠。奇怪的是，为何不省些“口水”和工夫，按“五十余种著述”的申报清单去翻翻那些书的版权页呢？这样做，比张口泼污来得简单方便，而且事实还能让人清醒。

　　“骂，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命的一法”（见鲁迅先生《捧杀和骂杀》）。

       四、关于“潜规则”

　　既称“规则”，为何不能堂堂正正？一个“潜”字饱含多少隐曲？

　　“哪个学校都有潜规则，不能算剽窃”——有，就合法吗？“哪个学校都有”，法不责众？因为“偷盗电缆”的人多，电缆厂就得向社会免费赠送——谁家逻辑？

　　有“潜规则”的学校，一旦暴露，都“必须一致对外护校护所”——触犯法律，也护吗？存在利益共沾？谁给你们的权利？民法还是教育法？

　　鉴于近两年揭发高校导师所长院长剽窃吞食他人研究著作，谎报夸大学术成果而不当获奖，被撤销博导所长院长甚至教师资格的报道，有增无减；学界斯文扫地，已经令人愤慨不已，如果还有人以为溃疡就是桃花，那就不妨读一读《新华每日电讯》（2010年3月22日）的《“劝阻”揭露学术腐败，本身就是“腐败”》。

　　不管是谁家的“潜规则”，只要助长腐败，就是黑规则！

　　毋庸讳言，当今高校确实存在着“捆绑腐败”的怪现状：学生的论文或研究成果被导师占有，某些学生如同侍奉蜂王般俯首恭师，然后获益于荫护，而那些意欲较真的学生未待分庭抗礼，就已经被判为“大逆不道”，还谈什么推荐、留校、荣升！看来，能胆大到公开吞食或侵权他人成果的事，料非数日可得；能由教师步步腾达到硕导博导研究所所长，也料非数年可就，那么，“何以得逞至此”的问题，就很值得大家反思了。

　　2003年中南大学一名研究生的论文获奖，他执意要在“论文著作者”一栏署上倾心辅导过他的导师的名字。导师拒绝署名的理由是“不可坏了我的为师之道”。7年来，我始终为这位导师其言其行而恭敬肃然。

　　同道不可欺，学生不可啃，是为师的道德底线，无论古今。

       五、关于“贡献”

　　谈“贡献”与申报造假、侵犯他人著作权，不是一回事。牵扯一处，非障眼之嫌，就是混淆视听。

　　不造假，单凭实际贡献，有的人未必不能冲刺大奖；一旦造假，欺骗公众，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性质就改变了。如果这时反过来还要向被侵害者大光其火，大谈什么“当今书界谁都比不上某某的贡献”，什么“三百年后某某对书法学（美术学）的贡献将会得到全世界的承认”，是搞笑还是搞丑？

　　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能说没有贡献，造假行吗？纵令“二王苏黄”再世，造个假试试！越是公众人物，越是为人师长，恐怕越不能造假。说近几年有多少中央领导接见，有多少荣誉彩照炳耀书界，有用吗？——如果这些接见和荣誉皆与“著作等身”有关，麻烦更大。伪装的五光十色，是大家期待的吗？

　　面对打假辩论，休提“贡献”——严重跑题，会越描越黑。

       六、关于“林岫总有意见”和“有野心”

　　总有意见，说明书界确实存在着“意见”。公众理评“意见”，从来只论意见正确与否；没听说过意见多少跟正确程度有什么比例关系吧？

　　以意见多少判断误正和存否“野心”，当属奇谈怪论。

　　从中国书协1985年第二届起，我在常务理事会和主席团“值班”至今，已到退休之年；毕竟65岁的人了，我很珍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但有时不得不抛头露面地较一较真，是因为我更珍惜广大会员的信任和赋予的责任。只要眼下还在“值班”，就自认责任在肩。发现苹果有虫，并不糟糕；糟糕的是苹果被咬去一半而虫子只剩下半条了还愣要捂着。究竟什么时候允许发表意见，提多少意见，才不算“有野心”？

　　我每次说点真话，或者尽绵薄之力作一些实事，总有人以“有野心”三字相赠，老调长弹，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既然说到“有野心”，至少目标性很强。我嫉恶如仇，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而这样的人跟那个目标是绝对无缘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明知非也，偏要妄指为是，好没意思。

　　现在，放在我面前的中国书协“第三届兰亭奖征稿启事”，对申报者的“个人著述”说得非常清楚，即“历年书法成就等详细材料（可提交复印件，论著附复印件及版权页）。申报材料的‘著述’，必须是申报者个人的专著，复印件须申报人签字有效”（引文见《中国书法》2009年第7期）。这份启事，可以看作是协会领导为杜绝申报造假所持的明确而正确态度，应当为之击节。

　　“忍”字，乃国人所创，国人也确实善忍。当今国人中，大概尤以书界人最善忍。然而，弄虚造假并不因为书界人善忍便自行消失。如果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对谎报成果、代笔拼奖、“果结花前”、虚设头衔、“男扮女装”等等造假行为采取“零容忍”，还会有今天这么多七荤八素吗？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教训不可免，来者足以戒。我深信，只要是公众认可的教训，就不会只漂浮在最后那张印有这场辩论结果的纸上。

　　正待收笔，闲翻报纸，又获知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工程中心原主任束鹏程、副主任李连生在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被发现夸大研究成果和剽窃行为，最近已被撤销博导、解聘教师资格等。消息确实，让人愈生感慨。

　　千万不要造泡，不管泡泡造的时间有多长，造得有多大，多么五光十色；只要是泡，破裂是早晚的事。因为每一个假泡的旁边，都有针等着！

　　希望大家记住温家宝总理最近说的那句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2010年3月29日

      补语

　　今天读《新华每日电讯》知人民网12日消息，福建高校率先对谎报、侵占他人成果、以教谋私等师德实行一票否决制，看来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惩治造假的决心很大，已在全国高校和学术界引起了反响。

　　反腐也好，打假也好，主张和坚持公正公平从来就洵非易事。如果说当今书法界还没有树立起比较严肃的接受监督和批评的习惯，那么能够及时开始，显然是幸运的。待到麻木得连皮球都拍不起来了，有楼可跳吗？不至于让其他兄弟协会来为我们搞什么心理治疗吧？　　　

　　2010年5月15日

         附：《书法》杂志2009年第12期

　　《紫竹斋艺话》（连载之三十九）一则短文

　　·上午有两位京城书法家来寒舍小坐，告诉其师将十数名学生辛苦所著为自已“著述”并于书界教育界堂皇标榜，已荣获“某某成就奖”事。笔者因此前于启功先生处早已有所耳闻，故不觉惊讶，只是看过学生随手带来的近三十多本“书法著作”后，知这些学生积数年之劳所著的上百万字，竟被其师一网尽收（悉入自己“著述五十余种”的煌煌成果之中），仍然为其师的厚颜不惭而感到无比震惊。

　　·其师标榜自己“积数十年学问，著述五十余种”云云，本身就十分异怪。据其学生统计，若包括套书的册（本）数在内的话，“著述五十余种”共有六十余册（本）。也就是说，倘若按一年著述一本的话，大约需要从幼儿园起即开始著述；果真如此，那么弄不明白的是，他“积数十年学问”之后著述的究竟是最后一本，还是前述的哪一本书呢？

　　·随意捡出一本《书法释疑》中辑十数位书法家的心得论述，稍有知识的明眼人都知道，此书绝非专著，焉得统归一人名下而为其“著述”？又见举众人之力而成的工具辞书《章草字典》之类，也尽纳入个人“著述”，真不知其中的《居延简》、《西晋残纸》、《敦煌遗书》等是如何幻化成自家著述的？又碑版墨帖图录之类，纵附有简单说明文字，若无考订核校发现论证，应属“编录”；自行标榜为“著述”，依据何在？

　　·评职称，论证学位点或导师资格等，都必须呈报学术研究成果（论著、编著、译著等）清单，严格的呈报，应该同时附送清单上所列举的正式出版物。奇怪的是，十几年来本应严格审核著述出版物的重要环节愈来愈加松懈，教育主管部门竟然对某些“书法大家”的呈报“一路绿灯”免审，连门徒的乃至于门徒弟子的著述一并打劫的事也无人管，不知算不算纵容学术腐败？　　　

　　·随即打电话请教中国书法家协会某位领导，问议决“某某成就奖”前的著作审核情况，答曰“根据他个人申报材料，无需审核”；问“为何无需审核”，答曰“该大家乃国家人事部、教育部所批顶级导师，头衔甚多，获奖亦甚多，不仅有书法界的‘特别贡献奖’，还有这奖那奖的；大概以前都审核过了吧”；又问“如果一开始呈报材料就存在虚报，又未加审核，后者皆信前不疑，难道将永远假下去吗？”，答曰“那么多奖都已经颁发过了，弟子都这么多了，名声在外了……”看来，头衔获奖愈多，弄虚作假愈是安全，真“灯下黑”是也。

　　·如果社会公众也人云亦云地以为或认定剽窃打劫与“导师”级无缘，翻转过来，著述权既然划归“导师”所有，社会公众反认定这些弟子们侵害其“导师”的著述权，是非颠倒，不知是吾国文化界（当然也包括教育界书法界）的大幸还是大哀？

　　·言谈之中，笔者想起北宋的欧阳修来。此欧阳公当非彼公，因为能让人肃然起敬的欧阳修，起码是一位尊重事实，不窃他家果子挂自家树上的君子。

　　·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记载，欧阳修奉旨修撰《唐书》，因平素政务繁杂，实则只专修了《纪》、《志》两个部分。《列传》部分的工作量极大，统归尚书宋祁修撰。朝廷认为一书出于两手，体例不能统一，遂诏令欧阳修详审《列传》部分，也就是说，可以删修宋祁所修撰的部分而为一体，只要他欧阳修动动笔，稍作修改，署名小意思，得个撰著史书的头名大功自可名扬千古。欧阳修虽然受命，却退而叹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不予修改）。及至《唐书》撰成，上奏朝廷，御史“告知旧例修书，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余下只署张三李四“等奉敕撰”。当时参与撰史者独欧阳修官位最高，理当署名于前，余者统统列入“等奉敕撰”。这时欧阳修顺水下舟，立即可以名利双收，然而君子见利，先思仁义，欧阳修坚辞不允，曰：“宋公（祁）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于是，《唐书》的《纪》、《志》书欧阳修姓名，《列传》皆书宋祁姓名。

　　·好一个“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非己功而不受赏，非己著而不倚势夺名；这一点，应该无论什么层次的文化人都要恪守的道德底线。史书署名素以官大压人，唯《唐书》，自欧阳修始，首开以撰著者标名的先例。对著作者权益的尊重，应视作社会文化认知的进步。以官大欺压下属或平民，以师威挤兑门徒弟子，至于“掩其名而夺其功”，古之不耻，今之可乎？

　　（2007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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