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小山“当代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批评和借鉴 25年前，1985年7月，时为《江苏画刊》（现更名为《画刊》）发表了一篇引起当时画坛重大反响的文章——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李小山在文章中讲：“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上个世纪，有关中国画的发展“已衰败至极”、“要革中国画的命”等观点曾引起几次大的讨论。回首这篇文章以及上个世纪对中国画发展的质疑、批判及反思，也许对我们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以下简称李文）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一、中国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技术处理上（追求“意境”所采用的形式化的艺术手段）不断完善，在绘画观念（审美经验）上不断缩小的历史。
这样画家便放弃了在绘画观念上的开拓，而用千篇一律的技法去追求“意境”——这是后期中国画中保守性最强的因素。
这样，我们就必须舍弃旧的理论体系和对艺术的僵化的认识，重点强调现代绘画观念问题。绘画观念是指支配绘画创作的一系列构成因素：画家对主题的理解，运用技术手段对所要表现东西的处理，如何构成独特的不同于其它感官刺激的“视觉语言”。
二、传统中国画的发展“停滞现象”，不仅受到封建保守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画理论的薄弱……
三、我们究竟要革新中国画的哪个方面呢？当我们翻开画册或在博物馆里对着范宽和朱耷的画赞不绝口时，先入的审美观念在牢牢地控制着我们，这些作品确实能引起我们在审美情调和形式感受上的共鸣。只要我们还迷恋于古人创造的艺术形式和用传统眼光看待中国画，我们便会无能为力地承认，古人比我们高明，我们就会服服帖帖地膜拜在古人的威力之下。由此可见，革新中国画的首要任务是改变我们对那套严格的形式规范的崇拜，从一套套的形式框框中突破出来。[1]
李文的观点之一主要是说中国画的绘画观念陈旧，需要拓展和更新。那么如何更新呢，那就是要强调“画家对主题的理解，运用技术手段对所要表现东西的处理，如何构成独特的不同于其它感官刺激的‘视觉语言’。”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有明确的主题吗？古人是讲求诗意的，诗意是什么？诗意是含蓄、隐晦、模糊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处理”，“独特的”，“不同于其它感官刺激”，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处理，还要独特，特别还要感官刺激，古代先贤对待艺术的时候是很忌讳“作”和“刻意”的，他们追求“顺其自然”，更不追求刺激自己或是刺激别人，而是追求一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李文所强调的这些方面看，李的这一观点是受了西方美术思想的影响。早在50年代，潘天寿先生就指出，西洋画和中国画要拉开距离。他们是两个画种，艺术观念、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当然批判好坏的标准也迥然不同。以西方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标准去评判和要求中国画，无异于批判辣椒不如西瓜甜。西瓜和辣椒是两种不同本质的东西，非要用衡量西瓜的标准甜与不甜去评价辣椒，那辣椒该怎么做呢？如果非要按照西瓜的生长规律和标准长成西瓜的话，世界上就缺少了辣椒这一品种。
李文的观点之二中国画理论的薄弱……不知道李先生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理论薄弱是指中国画理论的数量太少，还是指在理论上的深度、高度不够，思考了很久，依然想不明白。
从李文的观点之三可以分析出，李的意思是范宽、朱耷等创造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之作并不是不好，而是太伟大，自己太渺小。李先生在其它的文章中还提到他喜欢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用了“震惊”、“好”、“极好”这样的词来形容当时的感觉，甚至在天津艺术博物馆看了范宽的《寒林雪景图》有一种想哭的感觉。[2]而李先生之所以要革新中国画、革中国画的“命”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中国画本身有什么必须改进的弊端，而是因为中国画历史上的这些经典不可企及，难以超越，所以只能另辟蹊径。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仗义，也有玩点小道、小聪明之嫌。也许李先生的本意是想表达中国画在古代是有经典的，但发展到80年代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如果这样，从文理的逻辑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笔者在其文中并未发现任何这样的论述意向。
李文中还针对当时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画家进行了点名道姓的批评，摘要从略。对黄胄、程十发“作品千篇一律的重复”、“粗制滥造”的批评有一定见地；而对刘海粟、石鲁、朱屺瞻、林风眠评价为“开拓新的审美经验”、“作为当代中国画的杰出代表…….而作为把中国画引向现代绘画大门的艺术家，他们应享有最高的荣誉。”这几位大家是有创新精神的，都走了一条中西结合的道路。如果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笔墨标准来衡量，这四位中只有林风眠还算是成功，其他三位的笔墨已经不纯粹了，或者说是在他们的作品种所展示出的笔墨不够纯净，内蕴不清，也不够丰富，用笔也不够精准、简练和果敢，有一种“脏”和拖沓的感觉。而把李苦禅批评为“七拼八凑的典型”，这就很难让人信服李先生是否真懂中国画的笔墨。李先生在谈到他1985年为什么去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时说：“我的导师让我去临摹古画，我觉得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临摹古画上很可惜，逆反心理很强烈，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3]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李先生临摹古画的作品，也不知道李先生中国画或是书法的创作水平，所以我很难分析李先生为什么会对李苦禅做出这样的评价。但有一点愚见是可以在这里讨论的，一个不搞创作或是创作水平不高的人可以作理论家，但做不好批评家。这就如同让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人，一点这方面经验和独特体会都没有的人去谈生孩子的注意事项和要点一样，结果只能是胡编或是隔靴搔痒。诚然，李先生也是真诚的，他曾经讲陈丹青评价他的这篇《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属于口号性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4]
当然，回首1985年，李先生才28岁，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西方思潮和西方艺术思想如洪水猛兽，李先生又在艺术院校里读书，不受其影响是不现实的。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很不错，而且直到今天对当代画坛还能有这样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真是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