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田：激活唐楷与创造今楷

       我想，“激活唐楷”或推出“今楷”，应从两个方面用心、用功、用力，一是重新发现，二是重新认识。大唐三百年，以及上下延伸到隋及五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段，不只是我们熟知的欧、虞、褚、薛和颜、柳，提出“激活唐楷”或“今楷”者脑子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于这几个唐楷的代表人物及典型风格上，所以“激活” 的典型或“今楷”的样板也就是把颜体楷书解构、夸张、变形而已。其实唐楷是个凭一个人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所取用不尽的大千世界，仅唐墓志现存的就有五千方左右，洛阳西新安县铁门镇有个“千唐志斋”，那里存了约一千二百方唐墓志，其出土位置在洛阳至长安之间，正能表现盛唐的典型书风，我曾对这些唐墓志进行过考察，其中形制较大、墓主人身份较高的墓志书体以褚遂良风格为主流，而中唐以后形制较小，且墓主人身份地位不高的墓志书体则多见颜真卿风格，说明颜体书法重在民间的影响，在上层士大夫中并不占主流影响。但千唐志斋中的一千余方唐墓志书体风格并不仅仅限于此，有近魏碑风格者，有近二王一路风格者，也有民间的种种风格（如宫女墓志其中有些残碑断碣妙不可言，深入研究取法、变化足以成就自己的创作风格，为什么我们对这些丰富的历史遗存视而不见，而死死抱着欧虞颜柳不放呢？五千块墓志，五千种风格，足以使我们受用不尽，为什么我们不深入进去下些功夫呢？二十年前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唐楷《等慈寺碑》字帖，请我写序言，我对该帖认真临写了数遍，越临越觉得好，越临越心领神会，此碑既有魏碑的侧欹生动，又有唐人的和平训雅，不深入学习是体会不到其妙处的。前几年登封的朋友送我一张唐《王徴君临终口授碣铭》，他是从嵩山脚下的老君洞中拓来的，拓工不好，但书法却让我十分震动，其书体介于碑帖之间，近褚体又比褚显得古厚质朴，写得平中见奇，训雅中见古趣，后来一查书，这是一块有著录的名碑碣，书手是王徴君的弟弟王绍宗，为唐代的二流书家，而今这块带字的顽石被遗忘在荒山古洞中，日日与杂草狸兔为伴。由此推及，还有多少古人精妙之作被我们遗忘，有待我们去“细将磨洗认前朝”，有待我们透过石表去认识美玉！如今我们提倡“激活唐楷”，首先要认识、研究大唐楷书的发展脉络及其全貌。

　　再说重新认识唐楷，今天已经不是“美用合一”的唐代，书法已从唐代的“写字”演变为今天具有独立意义的艺术门类，重新认识唐楷，就是要以新的视角，站在新的立场去发现、解读、变化和发展唐楷，这新的立场有三：一是站在当代的立场去重新解读历史遗存，重新认识古典作品在当下艺术创作中的意义和价值；二是站在书法艺术创作的立场去发现、认识、利用唐代楷书这座丰富的宝库，三是站在创作个性的立场去解读和变化唐楷，解脱其“用”，研究如何在以展览为特点的今天赋予唐楷新的艺术生命力。在时代特征、艺术创造和个性表现三方面寻找到一个结合部，这就是具体到每个作者对“激活唐楷”问题落脚之处。“今楷”既然要突破古人的“美用合一”，要打破唐楷的经典性、规范性，走艺术性、表现性和个性的创作之路，必然要有一番破与立，这破什么、立什么？一是要有明确的创作理念作统摄，二是在创作实践中把握破与立，也就是把握承传与创新之间的度，例如我们要变化唐楷的“规范”，必然要变化其结构与用笔，但如把唐楷的自然书写性（这自然书写性与“美用合一”并不关联，是循字的字势与笔势自然展开的时序性节奏）变为刻意的设计与安排，则破坏了艺术创作中的自然境界。唐楷的空间结构之美、笔法挥运中的一次性（不可描摹重复）、笔势的不可逆向性，这些沿时序展开的美在当下楷书创作中可以变化出新，但不可以完全毁弃，如为结构的夸张变化出新而刻意安排，势必破坏书法区别于绘画的最根本的特质——时序性；则所谓的“今楷”则会淡化“书”而走向“画”。再如对“楷”的把握问题，就字面而言，楷有楷法、楷则、楷模的意思，具有经典性、规范性，但这又与当代艺术创作的本质是相违背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是既要打破“楷则”，又要保留“楷意”，如创新后的“今楷”只有“今”而没有楷，在改造、变化创新楷书的过程中消灭了楷书，或模糊了楷书与其它书体的基本区别，如同我们连同洗澡水带孩子一块泼了出去；如只有“楷”而没有“今”，则又与这个时代、与艺术创作格格不入，这既是需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的问题，又是需要在理论研究中不断总结的问题。我们不可匆匆忙忙去描绘“今楷”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依时下创作中的一些表现将“今楷”在形而下的层面先定出一个模式，这是混沌凿窍的蠢事，无疑又从另一个极端来桎梏楷书创作中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无疑是对唐楷中所表现出的原创精神的背叛。这种作法是初级的、感性的，有待深化并上升到理论的层次。

       三百年的大唐盛世是一个在艺术上充满创造力、想象力的时代，在黄钟大吕的主调之中，有着五色相杂、五音相和的丰富性。唐人岂止“尚法”！后人眼中“尚法”的典型颜真卿便是个离经叛道者，他突破了文人士夫“书贵瘦硬方通神”（杜甫句）的法，融合民间书法的饱满、宽博与厚重，形成了“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包世臣语）的颜体。尽管后人骂他“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尽无遗矣！”（米芾语），但此后数百年间的书家，大多数不同程度的未能跳出颜体的影响，说明颜真卿的“破法”是合乎艺术发展规律的，颜体是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苏东坡说：“颜公变法出新意”，而吴熙载认为“其实变法得古意也”，所谓 “出新意”，当指其形式创新，所谓“得古意”，当指其精神承传。颜体的精神是原创，推而广之，唐楷的精神在于原创，而不是“尚法”，“尚法”只是在书法史的前后比较中后人的概括之说，问题在于今人应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眼光来解读唐楷。在篆刻中，元代以后的五百年明清流派印一直高举“宗法汉式”的大旗，但其聚焦点在汉印体现儒家中正冲和理念的平正舒和、宽博匀满的“汉式”上，而对汉印中所表现出的汉人的创造精神却熟视无睹。只有齐白石站在艺术创造的立场来解读汉印，他说：“……篆刻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题陈曼生印拓）我们用齐白石的眼光以 “胆敢独造”四字来解读唐楷的大千世界与发展当代楷书创作，将会开辟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